今年是高元贵院长逝世三十周年，教务科的老同事、文革中的难友濮长萱张罗出一本纪念老院长的文集，要我写篇文章，怎奈越老脑子越不好使，多年已不下笔，纪念文章过去也曾写过，就不写了吧。抗不住濮君的多次敦促，只好勉为其难。
一
往事依稀，许多历史情节，包括声音笑貌都还记得，但也有些要素不能确认，仅凭记忆不行，需有历史文献印证。因想到在这网络时代，兴许网上还有，于是搜索“高元贵”，果然有所得，特别是这篇《从一二·九运动中心走出的地大根脉守护者和定址武汉主导者——高元贵》，与我的记忆相符，而且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他的个人历史。
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关心同志，对人宽厚诚恳，能体察理解人的内心和思想，大家有问题都愿找他谈心，他也时常到老教授家里进行慰问，就连在食堂吃饭的时间，他也常用来接近群众，与在食堂进餐的师生边吃边聊。在地院上上下下，谁有事情都敢向高元贵提，他平易近人，即使你提错了、说错了、态度不好，他也从来不计较。他不仅是院长，还成了大家的朋友，大家背后亲切地给他起了个雅号：高老夫子。”1
记述准确，“高老夫子”的形象浮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当年人们这样称呼他，确如上述，是褒赞，但“老夫子”的涵义其实还有另一面：“书生气十足”；极而言之：百无一用是书生。
须知高元贵院长当时不仅是院长，还是北京地质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地院权力最大的一把手，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有权不用或不会用，就是书呆子一个，我就曾经有过类似想法。但世事沧桑，多年以后才渐渐明白，他并不是书呆子，而是善于在现实的环境下，因势利导，力求趋吉避凶，化害为利。他不求个人的轰轰烈烈，而是默默地做有益于人的实事，有功于地院的大事。属于李贽说的智臣一类。
高元贵院长是什么时候到地院就职，我不清楚，只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是某个温暖的一天，上班后得到通知，要我去他的辨公室。他在学九楼三层，我在二层，一两分钟就走到了。
两个人谈了几乎一个上午，主要是有关教务工作的情况。因为自1954年春夏之际，刘型院长调我到教务部门工作，尽管这个职能部门的组织形式和顶头上司有过多次变换，但我做的工作始终如一。新来的院长找我了解地院教务工作的情况，顺理成章。
此前我已从肖英同志处得知，来了一位新院长，而且正由地院党委向北京市委申报，请求补充他为党委委员并担任书记。
肖英同志在副院长兼教务长尹赞勋先生1955年到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任职后，就接替尹先生任教务长。1956年地院曾改行二级制，即取消处一级，由刚提升为副院长的王鸿祯教授分管教务，但为时不过半年多，此后教务上的大事，仍是排序仅次于院长的肖英副院长在抓。就我的感觉，在肖英管教务工作这段时间，教务工作井井有条，效率提高，希望他能继续管下去，但似乎不大可能，新院长来了后会如何？心中没底，在观望。
话不投机半句多，第一次谈了这么久，说明许多话彼此都能理解。听说他在中国大学是学化学的，化学是地质学的重要基础，不知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语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以同道为朋”。应该是对如何办好地质教育这个道，认识相同。
文革中有人说地院有什么“高派”，要捣毁“高家王朝”，其实他来到地院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与这些人并无历史渊源和私人关系，志同道合倒是真的。顺便说一句，文革有人给我挂了个黑牌子，上书“我是高元贵的大红人”，他们不知道，我的职位和级别都是刘型任院长时定下的，高院长并未给过半点“好处”。
经过这次交谈，我发现，新来的的院长对教务工作中教学这一块，特别感兴趣，但也没料到后来他真的以教学为重中之重，亲自参与。
二
在这次交谈过程中，似乎没有什么人进来找他处理事务，应该是当时地院在经过那场运动后，这部机器已在继续正常运转，刘院长虽久不在位，但1958年6月地院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后，肖英被新的院党委推举为书记，并获得到北京市委批准，已在名正言顺的主持全面工作。高元贵院长兼任第一书记是地院党委向北京市委申报请求的结果，肖英的书记并未更动，只是前面多了“第二”两个字，因此高院长有超脱具体事务的条件。
当时只感到这些老同志不计较个人名位，，高风亮节，很是敬佩。作为事后诸葛亮，现在才明白不止于此。高元贵有了这个特殊的地位，可以冷静地观察与思考，做别人难以办成的大事。
再看高元贵院长受命之时，正是在地院经过那场运动大伤元气，整个社会脑袋发热之际，其后更是潮起潮落，一波三折。诚如沈括所言：“处顺势易为力，矫众违者难为功。”高院长在此曲折起伏的形势下，居然做到将全盘学苏的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回归其探索自然的科学本性，为青年向科学进军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教学改革上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果。不能不承认是他运用所处地位的特点，应对有方，是大智慧，难得！
文献资料记载：“1958年6月*，高元贵调任北京地质学院院长，1958年9月兼党委书记。当时全国上下正处于“大跃进”的火热浪潮中，学院4000余名师生被派往全国19个省市填图找矿，“为1070万吨钢而战”。”（建校元勋像）*应为7月
自此到1961年地院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前，没见高院长有什么自己的特殊言论留下。当时学院内也建了些土法炼钢的炉子，打麻雀，大搞超声波，都未能免俗，也未闻高院长置一词。只是高年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都出野外找矿，是地院特有，以致校内只有一年级还在上课。而要求一年级也应在学些相关知识与技术，尽早出去找矿的呼声很高。在这种压力下，原普通地质学改为综合地质课，组班子，组织编写新教材，高院长都有所关注，但大量的课堂教学没有了，他想过问也无从下手。我是留在学校为数不多的干部之一，也是随大流，没有什么作为。
在此形势下，1958年，北京市建立了地质局（后改称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肖英同志兼任局长，但本职仍在地院，此后他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北京市，直到离开地院去北京市任职。
当时地院接受了在北京郊区密云一带的地质填图任务，因我在北大上学时曾在这一带实习，1959年夏，肖英派我前去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历时一个多月，回来后发现得了黄疸型肝炎，住院及回家治疗与休养近半年，其间发生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大事。这一段时间与高院长没有交集，他有何作为全无记忆。
1960年上班后，出野外找矿的队伍陆续回校，时间先后不同，缺失的课堂教学也多少各异，如何填平补齐，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花了不少时间，而由于庐山会议不仅未能纠“左”，反右倾后有些事情更“左”了。在教育战线，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即其表现。最先出现的是批判鲍林（Linus Pauling)所著的普通化学中的共振论，这本教材，在我上中学时就已在大学中广泛使用。后来扩大到多门学科，地质学家中的赖尔和葛利普，兄弟院校中也有人开始批判了。
本来自然科学中不少理论并不完善，出现争论很正常，地质学就是在水成论与火成论的争论中成型的，但此时的批判已不单是学术性质，而是与意识形态之争联系起来，甚至有美苏冷战的因素加入。为此高院长邀请了院内的专家学者讨论，教务提供了搜集到的相关材料，经过研究，确定不能跟风，听说有的同学准备批判场论，派人下去劝阻了。这股风到1960年五一节前后达到高潮，但随着原定的一个动员性的广播被取消，逐渐烟消云散。到1960年底，供应不足，工农业生产出现的问题已比较明显，“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来了。
不过我记得更牢的，是北京市委提出的“按热量办事”，因为这一来额外的活动都嘎然而止，我在清华的妻子不用加班加点开夜车，可以下班就回家了。
三
正是在此时，高院长出手干了一件有关教学的大事：教材建设。要说起来，这也是上面的要求。是彭真发话，上课不能没有教材，要以有为主，先立后破；一时编不出好教材，可以瓜菜代。高院长是在用其势。
北京地质学院首次建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请袁复礼教授出山主持。粗看似乎很平常，但将学九楼四层一间办公室划归袁先生专用，配备了一位青年教师刘和甫为袁先生的兼职秘书，则是我没想到的高院长的周密考虑。
因为袁复礼先生1921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就在北大、清华任教，并且是清华大学地学系的创建者。（参见西南联大人物之袁复礼 2023-06-16 08:41 来源：通历史网）“从事地质教育60多年，培育了几代地质人才。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之一。袁复礼参与并领导了由斯文赫定发起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获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北极星奖章”。（百度百科）
但后来所获的国际殊荣似乎反而成了他的包袱，院系调整时袁老是清华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到地院多年未再担任领导职务，我的感觉是，高院长这些举措，是对袁老的一种安慰。行胜于言，他在这些事情上都是就办实事，从不多说，如请王鸿桢先生担任周口店教学实习顾问，我也有同样的理解。
袁先生把他个人收藏的图书，好几个书柜，搬到办公室，正规上班 ，直到文革开始。
正好执行按热量办事，教师们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增多，及时编写出百余种教材。地院自己有印刷厂，开足马力，全部在课前印出。
后来部分教材经过地质部书刊编辑室编辑，再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我记得有三十多种，在几个地质院校中最多，其中不少被广泛使用。没想到的是居然发了稿费，虽然最高的千字只有七元，最低四元，但在当时已有稿费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议论，有的报刊真的取消过稿费，终究是意外所得了。
由于稿费是按字数给，但优质教材往往字数并不多，完全按字数并不公平，为此此地院教材编审委员会作了调整，再发到各教研室，并规定必须发给参与编写教材的个人。当然，这些都是高院长拍板，据我所知，大家都能理解和满意。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大编教材其实还有更大的意义，就是借此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因为教材的内容得依据教学大纲，而大纲则是根据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制定出来的，有了教材就不能乱来了。应该说实是对前一阵乱像的一种纠正 。
几年后得知，当时还有另一种提法，“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当然这不是说编教材，但编教材的先立后破，也不仅是编教材才可以用，是两种思维方式，如何运用恰当在个人了。我不知道彭真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高院长是否清楚有两种思维方式在博弈，无论如何这也是高院长来地院后成功的一着。
因此我参加四清回来，1966年4月初，在教务科副科长郑田庆向院领导汇报参加地质部在成都召开的教材会议情况时，提到何长工副部长批评了北京地院的教材工作，感到意外，而新来的党委书记王焕同志，竟当面对高院长说：“我感到高元贵同志是有责任的”，更是惊讶。不过我看高院长此时仍是神色不变，泰然自若。
的确，抓编教材并非高元贵院长在地院办的最大事项。他在地院留下的浓重的一笔，是在随后来的广州会议之后。
四
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闻名遐迩的广州会议，实际上包含两个会议，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1962年3月2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先后向参加这两个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发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纠正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以后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左”的错误认识，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百炼成钢·党史上的今天：1962年3月2日，广州会议恢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结论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时间：2021-03-02 17:12）
据媒体报道，陈毅副总理还在会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场科学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凤凰网视频 2021-09-22 14:14:07）
在这次会议中，与会的地质学家包括尹赞勋先生，认为地质部有不重视地质学的基础研究等问题，提出了批评，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受到地质部领导层的重视。
后来得知，其实地质部已就这方面的问题反思。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对新中国 10 年地质工作的经验，特别是 “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提出：地质基本情况的研究工作构成地质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主要部分，离开了地质基础理论研究，地质勘探工作是寸步难行的。 和那些专家的意见不谋而合。
就地质学院来说，也早已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建院时虽已全盘学苏，但苏联专家还没来，专业设置和教学计划，是以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为蓝本，校名仍沿袭旧章，取名为“北京地质学院”。苏联专家来了后，不以为然，因为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只培养工程师，培养地质学家另有莫斯科大学的地质系。于是北京地质学院改名为“北京地质勘探学院”，但问题也随着教学活动的开展而显露。
制定教学计划的中国地质学家认为，原来地质系的课堂教学效果并不差，野外实习的次数与时间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多，合理，因为中国气候中国比苏联暖和，都基本上保留；而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有的一些课程，也得加进去。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在建院初期成为一个老大难，虽然教学计划几乎年年在修订，课程学时有所削减，仍未能彻底解决。
1955年夏天，建院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出去生产实习，发现不少课程学了在生产中用不上，而另一些课程学的不足。许多学生将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出。大字报在那时已是罕见，不仅院领导吃惊，直至惊动了北京市委。
因为这些问题学校前已经注意到，教务部门曾搜集学生实习回来的反映，汇总后由教务长肖英向院方报告，提出应修订教学计划并已着手，但同学们不清楚。于是派人下到意见大的班级去解释，我到了王良忱所在班，至今还记得。
刘院长因身体不适，久未到校，闻讯赶来，亲自向同学们解释，并承担责任，大家也就平静下来。
这个“大字报事件”，在1957年的鸣放中，没有人翻出来算账，讨论教学的大字报也不多。因此当时管统战工作的李庚尧同志出面召开过一次座谈会，说现在的大字报，多纠缠在福利费或干部作风这些小事，希望大家对对学院的大事发表意见。为此我在会后写了篇《教学改革的初鸣试放》，校刊给发表了，第二版头条。我提了十多条意见，记不全了，但第一条就是将“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改回“北京地质学院”，至今还记得，因我一直认为地质学是地质工作的根本，有应用的功能，但绝不是一种工程技术。
只是我的意见发表后，并未受到注意，没有引起讨论。到整风反右后期，上面说群众的意见也应重视，要求整理起来上报，临时组织了一些人整理，我也在其中，这条改名的意见，大家都同意，上报了。后来得到批准，一直使用到地院外迁前。
这个改名其实是个很大的事，因为“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是工科院校，培养的是工程师；“北京地质学院”则还要培养地质学家，理工合校了。如在清华大学，1957年是会被打成右派的，因为那是支持了钱伟长的主张。不过虽未被错划，在地质学院办理科也无人再提起，成了空话。
这些好像与高院长无关，话似乎说的多了。其实不然，因为正是他，趁广州会议的东风，把在地院开设理科地质学专业实现了！
五
广州会议后，地质部在召开了北京、长春、成都三所校领导人的会议，讨论培养地质人才以适应新形势需要的问题，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时间大概在1962年春季，地点就在在北京地院建院初期供苏联专家使用的会议室。会议由时任地质部教育司司长的路拓主持，两位副司长也始终在场；长春地质学院来是党委书记李一平，成都地质学院来的是该校的创建人副院长周道。北京地院出席的领导人是高元贵院长和分管教务的丰原。教务科的俞艾卿负责作记录。
我奉命在会议开始后，对地质学的特点作了一番介绍。后来才得知我讲的和宋应副部长的看法基本相同，他是联系生产实际展开，内容丰富得多，我是仅就地质学本身而言，只是些常识。
由此看来，地质部开这个会，实际上已胸有成竹，会议顺畅，大家很快取得共识，其结果到现在我还记得很牢的是：将北京地院原来培养普查人才的任务交给成都地质学院，北京地院的原普查系改为理科性质，包括古生物学、岩石矿物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四个方向。现已实践多年，发展壮大，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长春地质学院的喻德渊院长得知后，亲自来京，请求允许他们也办一个理科性的地质学专业，部里答应了。
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到，1962年1月，北京地院的第四次当代会召开时，已能明确提出“贯彻以教学为主，为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而奋斗。（地大历次党代会回顾 腾讯网2023 04/14 18:26）高元贵院长要抓教学的底气足了。
地质部召开三院校会议，解决了专业设置与培养目标的问题，如何实现呢？关键在人，主要是教师。
广州会议为他们解开了束缚，昭示了前景，趁此东风，高院长狠抓了师资培养。召开了一个所有教研室主任和支部书记都参加的大会，讨论如何领会广州会议精神加快师资培养。
因为人多，是在一个很大的实验室，发言很踊跃，我记下至今不忘的，是地史教研室刘本培的发言，他再次提出了八年前曹添的形象比喻，担负有许多其他任务的党团员教师，是在”负重赛跑“，无法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与一心钻研业务的同行竞争，并举出教研室的王鸿为例，使我马上想到多年前的那场争论：这样批评是不是恰当？（中国青年杂志1956年第5期）
如何对待”红与专“，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困扰青年教师的一个老问题，广州会议的精神能不能将它解决呢？需要在实践中证明。
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后，都同意需要再次制定教研室的师资培养规划。说是再次，是因为1955-到1956年，在高教部的指导下已做过一次。按照那个规划，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后三年将培养成讲师，讲师经过三年培养可成为副教授，再经过四年培养就可以成为教授。这么多年过去了，助教成为讲师的有，提升为教授、副教授的几近于零。
1955年刘型院长应校团委的邀请，给地院的青年教师作报告，动员他们向科学进军，其中有你们要争取博士、副博士之语，到此时无一人获得。在新的形势下能实现吗？
一接触实际，问题就来了。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现了多种新矿物的彭志忠，究竟该不该表彰？成了一个难题，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众所公认，但他究竟是”红“还是”粉红“？争论不休。
制定师资培养规划不易，实现规划更非一日之功，此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北京地院是提升了一批老讲师为副教授，人数不多，许多老讲师仍是老讲师，”负重赛跑“的曹添就是其中的一个，也难怪学校，听说评定职称的工作停下来了。原因很明显，广州会议后不过半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来了。尔后这根弦还越绷越紧，直至要求高等学校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在这种形势下，高元贵院长的以教学为主该收场了吧?
然而不然，不仅没有收场，还就势大干了一番，而且成果斐然，这是怎么回事呢？
六
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安排师生去四清，一去半年，成天都在上这门课了，算起学时来，比哪门课都多，当然是主课了。何况每周六下午规定的社会活动，也多是这方面的内容。总起来看。政治很突出了。因此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內，应以教学为主，了无疑义。
高院长还亲自出马组织教师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当然是在跟上形势。地院师生不用担心，可以致力于教学了。
上面不是说现在的教学有很多弊病么，高元贵就势大力推动教与学的改革。
地质学有个特点，它是从探索大地的奥秘萌芽的，山川原野也是课堂。看准了这一点，1964年夏天 ，高院长坐镇在有地质学家摇篮之称的周口店，推动野外实习的改革，成效显著，事后《人民日报》曾以第二版整版的篇幅作了介绍，不难找到，此处不赘。
不止野外实习。有的课程的部分内容，在野外观察比书本上的更清晰和真实，老师就带着学生到现场去，边看边讲授，好几门课程作了尝试，有时高院长也一同上山，亲身体验。
其他教学环节也在改革，有的课程试行开卷考试，或自学为主，均有收获。实验课在地院分量很重，高院长设立专门科室，调来得力干部管理，为它提供后勤支持。
到校内的课堂听课，对高院长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多次表扬教学效果好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
数理化等基础课和测量、工程力学等技术基础课，都很重要，但在地质学院只是一门门课程，无有相关系科，不容易提高和取得科研成果，高院长对此充分理解，特别尊重他们专心教学的效果，表彰那些致力教学，效果良好但并无重大科研成果的教师，在各方面照顾这些课程的特点，让教师能安心专心于教学；鼓励这些教研室去外校观摩和与同行交流，均甚有收获，获同行好评。
还应一提的是，地院帮助中学生组织地质小组的传统活动，此时也达到一个高潮，北京市科学的工作人员曾参加他们去南口地质旅行，回来和大为赞叹，给媒体写了报道，此时派去的辅导员是青年教师翟淑芬，还有几位高年级同学。
总之，教学此时在地质学院，已真的成为中心。难怪有人说，1962年到文革前这段时间。是地质学院教学的”黄金时代“。在这种氛围中，科学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彭志忠终究得到肯定，即将被表彰。
但形势比人强，高元贵再怎样努力，无法抵挡当时已在展开的形势。如这篇《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历史性转变》所记：
陈毅副总 理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在场科学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然而由于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不同意见，刚刚脱下的“资产阶级”帽子不久又重新戴到了知识分子的头上。（荔枝网 2018年03月27日 09:36:42 | 来源：人民日报）那个师资培养规划又将成为泡影，是必然的了。高元贵的智慧远不足应对这个从来没有的新形势。
1966年5月底。我收到科普出版社赠送我即将在6月发行的《科学大众》，彭志忠在他的工作室，穿着白大褂，成为这期杂志的封面人物，周围有天蓝色的边框，我为他终于得到表彰高兴。但非常遗憾，这期杂志后来不见发行，并且停刊了；再往后，主管它的中国科协也没有了。无可奈何花落去，大家都经历过，不再多说。
七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上述情况已能说明，高元贵纵有耿耿之心，也已穷尽其力。在十年浩劫中，他经受的巨大冲击，更考验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共产党人，对照一下田纪云写的这篇《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自会明白。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除了编者按，全是转载姚文元等批“三家村”的文章。明显是北京市委出大事了。
文革开始时，主要是在追黑帮、黑线，并非是追查执行了什么路线的具体内容，而是着重在这个干部是谁的人。高元贵虽也是一二九干部，但与北京市委这些人，没有历史关联，独来独往。地院校刊曾把4月16日北京日报转载，但那时高院长已不党委书记，应与他无关，因此不用担心。
孰知6月初地质部派的工作队进来后，针对高元贵的大字报突然增多，有的还是院党委成员贴出，6月16日高元贵即被停职，接着还要对他大加批判。6月20日地院出现游行请愿、实质是反对工作队的事件，规模之大，在北京可谓首屈一指。正如时为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阎长贵先生所见，这些干部、教师和学生是在保受到他们欢迎的院长。“这在北京市高校中，乃至全国的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
接着工作队“反干扰”，文化大革命在地院，遂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以为这场运动如真的是在下一盘大棋，原本是点火于北大，决战于清华，北京地质学院是自己跳出来的，而究其源，就在这位高老夫子。是非功罪，各种评述已汗牛充栋，这里不再多说。
由于久不下笔，书写不易，习惯在网上操作，连续数日，老眼昏花加剧，就此打住。
陶世龙，2023年9月2日。
当 代 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