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先生去世

转自真积力久 2020-01-18

毕生的启蒙者:纪念许良英诞辰 100 周年，兼论人权-产权

2024年 5 月 3 日是父亲许良英诞辰百年纪念日。他是毕生坚守和传播普世价值、人类良知和科学方法的启蒙者。
转 2020年5月6日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为 FT 中文网撰稿

2020 年 5 月 3 日是父亲许良英诞辰一百周年日。父亲生前，历经跌宕起伏。他对爱因斯坦的研究，从半个多世纪前，刚开始时，就计划远远超出纯科学问题。为了弄懂爱因斯坦在科学、哲学和人权诸方面的思想，中文版《爱因斯坦文集》，在被打成右派，放逐农村，闭关锁国的三重极度困难条件下，三卷文集收集了爱因斯坦关于哲学(第一卷);物理(第二卷);人权、犹太人、和反战问题(第三卷)。至今，这部文集也是世界上反映爱因斯坦思想全貌的珍贵文献。这部文集是文革后第一部，在文化、科学、社会等所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的出版物。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他与母亲共同的遗著《民主的历史》，是他们生前最后二十多年努力的部分结果。那是他一生投入最多心血的研究项目。其成果远远超过这本书。

在他生前逝后，人们曾赋予过他许多称呼。有人称他为名人或专家。有人称他为科学史家或爱因斯坦专家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他追求的。他从事科学从来不是为了成为科学上的名人，而只是为了求真理。正如他早年参加共产党，不是为了打江山-坐江山，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以为，那是通往民主和自由的道路，是求真理的道路。

他是一生从事启蒙的学者。是对世界具有无尽好奇心的、毕生从事研究工作的启蒙者。是毕生坚守和传播普世价值、人类良知和科学方法的启蒙者。

他人生的启蒙，始于中学时(1938 年)阅读爱因斯坦 1930 年的文章《我的世界观》。其中爱因斯坦所说的 “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让他思索一生。到晚年他认识到，这是爱因斯坦发现的一个堪与相对论相媲美的社会铁律。

蒙昧来自于世代的扭曲，时代的扭曲，和环境的封闭。他自己也曾经被严重误导，陷入很深的蒙昧。如何在封闭和扭曲的环境中，发现蒙昧，摆脱蒙昧，不仅依赖勇气，还依赖无尽的好奇，依赖透彻的质疑，依赖不懈的研究、研究、再研究。作为毕生的启蒙者，他的好奇，他的质疑，他的研究，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便到了最后一刻，92 高龄的他，对世界仍然好奇如学童。

他毕生关注的是启自己的蒙，和启蒙国人。他所谓的启蒙，启的是科学方面的蒙，启的是民主方面的蒙，启的是人权方面的蒙。对他来说，启蒙就是寻找真理和传播寻找到的真理。他一直特别强调，启蒙必须启自己的蒙。因为他深知，蒙昧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不知道自己的蒙昧的人，谈不上启蒙。这也是使他与很多人发生严重分歧的根源所在。他一生努力摆脱自己的蒙昧，努力发现自己的蒙昧。一直在努力帮助尽可能多的人，摆脱蒙昧，尽快觉醒。他帮助过的人很多。包括比他年长的，更早参加“革命”的老人;更包括很多年轻人。

蒙昧是阻碍科学和民主成为社会现实的最大直接原因。启蒙需要了解蒙昧为什么会如此顽固。能够打破蒙昧的启蒙，离不开研究。没有研究，就没有启蒙。研究的深度，决定了启
蒙的程度。蒙昧顽疾的根源之一，就在从事研究的人群里。他毕生都在与坏学风斗争。他对学术界里任何不懂装懂、歪曲概念、和偷换概念的现象，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无论这些发生在什么地位的人身上。

在先父母撰写《民主的历史》的二十几年里，我同父母有过几十次相关的深入讨论。最后的系统讨论，是在 2012 年 10 月底。那是他中风失去知觉之前一个多月。当时，虽年过 92，仍然头脑非常清醒，记忆丰富且准确，逻辑严谨，分析锐利。那次讨论的重点是关于洛克的人权理论。也许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他把自己长期使用的，写满眉批脚注的英文版《政府论》(洛克的最主要著作)送给我。其中记录他写作第六章《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历程。书中还夹着一张纸条，记录着他关注的，牛津大学的依萨•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启蒙思想的哲学研究。从我儿时起，他就常寄给我写满眉批脚注的书。阅读每一本他批注过的书都让我获益匪浅。但这本书与以前所有那些都不同。这不仅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一部书，而且是他为了启蒙自己，为了启蒙国人，毕生最后一个研究项目的记录。

以下，我用一个例子说明，他的启蒙工作的特点:认真厘清重大基本概念。洛克是近现代民主宪政理论和实践的奠基人。全世界所有民主制度的宪法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联合国人权宣言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来自洛克。其中最基本的，是洛克在《政府论》中建立的人权和产权的概念。但是，人们普遍缺乏对人权概念的基本理解。

阎淮：胡耀邦最伟大功绩是解放一亿政治贱民

——纪念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逝世三十五周年

中共对胡耀邦的讣告称：“他担任中组部长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落实干部政策确是胡耀邦的功绩，但被“冤假错案”的干部，众多高官同志迟早定会为其“伸冤纠错”，亡故者必昭雪纪念、幸存者必平反复官。而政治贱民地富及其子女，谁会为其鸣不平？高层可有代言人？

数千万暴力土改中未被公刑与私刑处死，侥幸存活又被打成敌人的地主和富农，1949年后一直处于被管制状态。他们干最苦的活计、得最低的报酬。平时动辄被训斥打骂，运动中更备受煎熬，文革在首善之都竟被任意屠杀。其子孙升学、就业、婚姻等屡招歧视，参军、入党休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时、处处、事事讲究家庭出身的时代，上查竖三代、横看三父（父亲父系、岳父妻系、舅父母系），地富的三亲九族，政治贱民近亿。

改正右派似乎阻力不大，只要留几个证明“反右确有必要”，只是扩大十万倍而已。

中共计划有条件地为“改造好的”地富摘帽，阻力极大！基层干部曾在火车道口拉着“骂摘帽政策”的条幅。国家农委会上反映：“要求摘帽先放一放。”责问：“地富摘帽，阶级斗争还讲不讲，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农委王主任说：“地主摘帽要经过贫下中农，否则地主会翘尾巴。”

胡耀邦在此艰难时刻，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他批示：“写篇文章讲摘帽。”耀邦还在不同场合说：“地富摘帽是大的政治问题，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三十年了，地富帽子还有传给儿孙，像话吗？”在胡耀邦等的不懈努力下，1980年代初期，全国两千多万地富为主体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连同他们的亲属，全国十分之一、上亿人摆脱了新中国政治贱民的卑微身份。

这才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胡耀邦真正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勋！

若说三十五年前被废黜的赵紫阳是中共智慧的大脑，那么三十五年前逝世的胡耀邦就是中共善良的心脏！

（奉美国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张艾枚主席之命，谨以此小文表达对我心中永远的英雄的敬意。）

阎淮 2024.4.12 于北京

陶世龙：科学家需要说出自己的话——从杨振宁、何祚庥、邹承鲁的遭遇想起

　　我写的《杨振宁惹谁了？》2004年12月25日在加拿大博客空间发出后，到2005年1月10日16时36分，获得875人次的访问量，36条评论。

　　多数人反对我的看法，少数人表示理解。

　　“当我们把科学领域之外的杨先生还原成一个普通人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杨先生不是圣人，他有着普通人的欲望，有着普通人的缺点。”“我一向敬重陶先生及”五柳村”,但对先生为杨氏丑行辩解决不苟同. ”

　　如何这就成为丑行？就是按中国文化传统的“礼法”也得不出这个结论。对于杨、翁二人婚姻的质量我未作任何评论。我所评论的仅仅是针对网上议论中我认为成问题的一些问题，不同意可以反驳。遗憾的是不少评论离开了我提出的问题，而是评说他人的人品。“老杨头已被钉上了历史耻辱柱”。结论已经出来了。有人还把我也拉扯进去，戴上“西门大官人”的帽子。

　　比起来，在一些其他的论坛上，言辞更为激烈，有的是不堪入目。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依我看，不久前杨先生说易经的思维方式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原因。“既然不是圣人，评论什么《易经》”；“难怪先前会大反中国文化，真晕倒！”就透露出这里面的消息。当然，许多人仅仅是是认识上的差别，但揭了当前形形色色打着易经牌子各色人等的老底，触犯了这些人的利益，他们要借机反弹是可以想见的。这些人在无法正面交锋时，在人身上做文章，从来就是最常用的方法，挖空心思把你这个人搞臭，使别人不再信你的话。

　　我马上联想到何祚庥先生。在网上挨骂最多最厉害的莫过于何先生了。对于他的论点，极少见到有理有据的的反驳，大量的是针对他的人身，由于他有在中宣部工作过几年的经历，于是“棍子”就成了打何祚庥的棍子。只要他一开口，就是棍子又来了。三人成虎，戈贝尔的哲学并非全然无效，重复多次，好心的朋友也觉得，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不如还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多写点文章。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科学家是社会中优秀的群体，却无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没有自己的声音，这是历史所希望吗。

　　刚刚读到赵凌的《“科技界真理斗士”——邹承鲁》，既感动也感到震惊。因为邹先生一生致力于科学，学术上的成就，公认与诺贝尔奖仅因历史原因而失之交臂，虽然他坚持反对学术腐败，维护科学道德，无人敢诋毁他是什么“政治院士”、“学术扔货”，他处境应该比何祚庥好得多，但是现在看到，原来他也是顶着压力在那里鼓与呼。读到他：“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怕挨整；也不怕在基金上封锁我，我现在也不做什么研究了。剩的那些钱，最后几年做些小项目还够用。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个奖那个奖的，我这一辈子得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不禁感慨万端，对中国的无声又多了一点理解。

　　老实说我对中国科学家包括我的师友的无声，是不以为然的，用《无声的中国是最可怕的》做标题，就有这层考虑。现在我倒多了份同情，本来也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要是住在国内，还那样敢说吗。说话也得有它所需的环境。

　　通过杨、何、邹三位先生的遭遇，我还感到这个环境不仅仅是上面要肯听自己不喜欢的话，整个社会也应如此，肯听实话真话，肯听不是阿世媚俗的话。在《艾微的双重生活》这个博客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话“没有水，没有电，声音都悄没起来，我象条濒死的鱼，在房间里焦灼地游走，那意境颇似先生笔下的“无人之阵”，你找不到对手，但连空气都充满敌意。”我们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种意境呢？这里的“无人之阵”应当是鲁迅先生在《这样的战士》中说的“无物之阵”。它摆在那里至少两千年了吧，在这里有的“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几时我们能走出这“无物之阵”呢？

　　互联网特别是博客的出现，应该说是带来了希望。如果科学家都能通过博客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将是什么局面！

　　以此作为我的新春幻想吧。

据问天2005-1-13 11:36:00发表于太极网摘自新语丝的帖子－－有感于吴图南先生在此论坛中所受的诽谤。
https://www.taiji.net.cn/thread-3139-1-1.html

杜高 | 吴祖光:中国文人的一个奇迹

    2003年 4月9日晚，北京落着小雨。我接到苗子、郁风夫妇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祖光于午间辞世。他俩的语调低沉而平静，我也不太感到突然。因为一个真正的祖光，一个谈笑风生、睿智灵敏的祖光，早在五年前那个令人伤心的江南春雨的四月，已经跟随他深爱着的凤霞远远地离去了。
    这五年的岁月，他独自默默地坐着，不再说一句话。朋友们去看望他，心里都很难过，只能拉着他的手，默默地相望着，用心灵和他对话，也不知他感受到了没有。
    4月5日清明节那天，香港“凤凰卫视”刚刚播放了一部纪念新凤霞逝世五周年的专题片《永远的霞光》。多美的一个标题，那是凤霞和祖光两个名字的组合。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人们通常只把它看成一个大文化人和一个民间艺人的奇妙相遇或一个新文艺工作者和一个旧艺人的美好结合。如果从人性的纯美和心灵的相通来看他俩的爱情，简直要认为这个美丽的婚姻真是上帝的一篇杰作。电视片最后一个镜头是默默坐着的祖光，他仿佛在预想着什么。几天后，他果真在凤霞五周年忌日（4月12日）前赶到了她的身边。两个生命在天国永恒地融合一起了。

我和吴祖光的交往已经50年。他的名字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和我整个青春年代的政治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我们是在“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的罪名下，熬过了苦难而屈辱的二十二年的。

在我的心里，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我这里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也不是他的学养和文采。我指的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文化人，一个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过来，在连续不断地遭受着打击和忍受着屈辱的政治境遇中，居然能以生命的顽强保持着属于他自身的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尊严、价值和自由的心灵，这确实是个奇迹。

我认识吴祖光是1952年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他那时住在东单栖凤楼，离我住的青年艺术剧院宿舍很近，他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氛的小院子，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极富吸引力。吴祖光是一位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剧作家，我幼年在剧团里做小演员时，他已是戏剧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剧作《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捉鬼传》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品。除了他的学识、成就和智慧以外，他为人仁爱宽厚，同情别人的疾苦，而他的谈吐又那么活泼风趣，所以在他家作客特别愉快而不感到拘束。他的美丽而又善良的夫人新凤霞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他们那时结婚不久，凤霞每天晚上都要登台演出，白天在家里练功练唱，她的琴师每天都来家，和她一起琢磨推敲新的唱段。她虽然忙，还是那么热情地款待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年轻朋友，给我们包鸡肉馅的饺子吃。我们遵照中国人的方式亲切而恭敬地叫她“大嫂”。我们喜欢去他们家，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听凤霞唱戏，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

吴祖光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优美的品德，他既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又是我喜爱的一位亲切的老大哥。他逝世后许多往事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他的品格在不断地昭示着我，他的精神生命永远不会离我而去。如果要我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征，那么我将用这样两个字：“率真”。他的确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他热诚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在大人物面前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小人物，在小人物面前也从不以大人物自居。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最为难得的。50年代初，我和他交往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而他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每次到北京办公事，下车后必先到祖光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我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喝茶聊天，饮酒吃饭，他招待夏部长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和随意，丝毫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因而我们在他家作客从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批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来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吃惊地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警卫在院子里等着。”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位我这样的客人。

又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讲起拍摄中一些领导乱干预，对戏曲一窍不通的小笑话，接着说：“昨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吃饭，还叫了老舍和曹禺，问我们在写什么，他要我们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跟上次讲到陈毅来他家作客一样，他仍然是以那样平常的语气讲起周总理的邀请。

1953年祖光编了一本散文集《艺术的花朵》准备出版，那里收集了他写的十多篇描述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新凤霞等戏曲表演家的极富情趣的散文，每一篇都附有一幅精美的插图，大都出自名画家手笔，如张光宇、丁聪、郁风等，但是祖光特意把写梅兰芳的那一篇留给蔡亮，要他画一幅梅先生《贵妃醉酒》的舞台速写。蔡亮那年才二十岁，还是美院的学生，祖光信任和扶植无名青年，没有半点论资排辈的俗见。《艺术的花朵》出版后，我们都为蔡亮高兴，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从吴祖光身上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人对后进者的爱心。三十多年后，蔡亮已成了一位名画家，他回忆起这件事时深情地对我说：祖光的用心到我当了教授后才真正领略，他是给我一个机会，要我向那几位名家学习，看看自己和他们的差距在哪里，鼓励我上进。我想起他对我的培育，就懂得了我应该怎样爱护自己的学生。

吴祖光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文人，他同情弱小者，勇于直言。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因为我和路翎在一个创作室工作，我和几个朋友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围的“小家族”，被关起来审查批斗。反胡风运动本来同吴祖光一点关系也没有，肃反也没有触及他。他那时正受周恩来的委派，在拍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曲电影。但是他和我们几个年轻人有着真纯的友谊，他很喜欢我们，尤其和田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他听说肃反把我们整得很惨，把我们搞成了一个小集团，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他认为这样做太不可思议，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出于一种善良的心意，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为我们说过公道话。他不知道这可是犯了大忌，凡是懂一点政治世故的人，凡是有一点党内斗争经验的人，遇到这种情况躲避都来不及，吴祖光的率真就这样给他自己招来了一场大祸。

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戏剧界头号右派。他的确是被强拉着鼻子上“钩”的“鱼”。他去出席文联座谈会，临出门新凤霞还拉着他，不让他去，凤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不信她的这个经验，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还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果真上钩了。他的一番善意的发言，发表时被安上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吴祖光的反党罪行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吴祖光和黄苗子、丁聪、唐瑜等文化人被打成“二流堂”右派集团，为了加重吴祖光的右派罪行，“小家族”被定为“二流堂”的第二代。肃反时积累下来的那些有关“小家族”的材料，一古脑儿都堆到他头上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数千人参加的“小家族”批斗会，吴祖光被揪上台，听任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谩骂他侮辱他时，我心里极其痛苦。比如有一次田庄、汪明和蔡亮等几个朋友在祖光家看到一本印制精美的《世界名画集》，欣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裸体画，到反右运动时竟变成在吴祖光家看“春宫图”，作为吴祖光腐蚀青年和“小家族”集团生活糜烂的一条罪状而公之于报刊，真教人愤概之极！

1979年春，小集团平反后，我和几个朋友在祖光家重逢，凤霞已经瘫痪，我们抱在一起，是那样淋漓痛快地嚎哭起来。

1980年春，我结婚了。我的岳父在他工作单位的食堂办了两桌酒菜招待亲友。凤霞叫儿子吴欢背着她出席婚宴，她说：“别的宴会我都可以不去，杜高的婚礼我就是爬也要爬了去！”她把她自认为画得最好的一幅《春桃》由祖光题诗“开花春灼灼，结实夏双双”赠送给我。食堂的大师傅和服务员们听说新凤霞来了，都来围住她，请她唱几句评戏。她已经很久不唱戏了，但她要用自己编的词唱几句，刚刚唱完“好人遭罪，苦尽甘来”两句，便哽咽着，泪流满面，唱不下去了，只好由女儿吴霜替她唱了一支歌。这情景使在场的人们都受感动。

新凤霞也是一个奇迹般的杰出女性。一个几乎不识字的民间艺人，身残志坚，靠着自己超人的灵性和刻苦勤奋，靠着对祖光的深情笃爱，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下，居然把自己锤炼成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一个独一无二的典型的中国式的女才人。人们都知道，吴祖光戴着右派帽子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后，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找新凤霞谈话，要她立即和吴祖光离婚，划清界限，新凤霞回答：“祖光是好人，我要学王宝钏那样，在寒窑里等他二十年！”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培育出对爱情这样忠诚而又不向权势低头的坚强女性。

我们平反改正以后，吴祖光担任了四届政协委员。二十年的大苦头，非但没有改变他的文人秉性，而使他更深切地同情人民疾苦，更勇敢地为冤屈者鸣不平，为弱小者仗义执言。在各种会议上，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呼吁政治民主，倡导思想自由的充满激情的发言。吴祖光的民主理念，纯然出自一个艺术家的真诚的仁爱胸怀，朴素的人道精神和正义感。最富有人性魅力的是他心中的平等意识，他认为人和人没有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平等是民主的基石。

在日常生活中他平等待人。90年代，年近八旬的老人吴祖光，还挺身而出为一个被国贸商场无理搜身的女孩子打了一场艰苦的官司。在他家工作过的小保姆，得到他和凤霞的爱护，培养她们学裱画，学电脑，学文化，使她们以后有好的出路。

记得1995年8月，蔡亮突然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很悲痛，跑去告诉祖光时，我哭了起来，我说；“小家族”的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汪明走得最早，好日子都没有看到；田庄呢，刚平反，就没了。罗坚本不该走得这么早的，谁知道他的心情是那么压抑呢；最可惜的是蔡亮，才华正茂，巴黎的蔡亮工作室还在等他回去，怎么忽然就死了呢？我没有好朋友了……祖光一把拉住我的手，眼眶里闪着泪光，对我说：“还有我呀！”……

又有一次，我去看他，讲到田庄的爱人敏凡身体不好，孤身一人，生活困难。他叹了一口气，默然点点头。我起身走的时候，他把我拉住，带到他的书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我：“这一千元，是我的稿费，给敏凡送去，就当我给田庄的。”

祖光就是这样一个爱朋友，重道义，不忘旧情的中国文人。

只要回想一下过去了的那些恶梦般的岁月，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在极左政治的沉重压力下经受着精神煎熬，无一人不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地消失着自我。而唯独吴祖光，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纯良的天性，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人格。他从不趋炎附势，不谨小慎微，不世故虚伪，不看风行事，他始终是他自己。难道这不是一个奇迹吗？难道这不是祖光留给我的最宝贵的昭示吗？

吴祖光的逝世，唤起了千万中国人对失去了一位铮铮风骨的正直的文化人的深切痛惜，人们哀悼他，赞美他，怀念他，更加认识到他体现的人文精神的宝贵价值，也更加懂得了他的文人品格对于我们民族的意义。

4月19日，是一个晴朗的春日，是人们向吴祖光最后告别的日子。他安睡在鲜花从中，爱戴他崇仰他敬佩他的人们哀伤地肃立在他的身旁，他永远地睡着了，不再醒来。我想起了他的名句：“生正逢时”。他是用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坎坷和困苦中，创造了奇迹般的辉煌人生的。我深信吴祖光将永生。

吴祖光走了。我的档案所记载的那个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的年代，以及全部荒唐而痛苦的内容，也永远地终结了。一切都成为历史，永不重复的历史。我不愿猜想未来的人们将会用怎样的目光和怎样的心情来看待我们所经受过的这一切。

2003年4月19日夜稿毕

根据2001年与李辉《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补写。

2003/06/07五柳村收到制作上网

杜高:“小家族”冤案二十年

我面前摆着一本《吴祖光悲欢曲》。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50年代轰动文艺界的“小家族反动集团”冤案的真相，真实地描述了划进这个集团的几个青年的面貌。扉页上一张50年代的小照片，七个青年朋友亲密地靠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是：陈敏凡、汪明、张自薿、罗坚、田庄、蔡亮、杜高。此外，“小家族”还有杜鸣心和陶冶。

　　我望着旧照，从沉思中寻觅我们的被毁灭的青春……
　　我和蔡亮相识是1950年夏天，在长辛店铁路工厂。
　　那一年，他18岁，我20岁。那是一个热情的年代，新中国诞生不满一年，人民对共产党充满热爱和希望，中国大地一片蓬勃景象。青年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工厂和工农结合，歌颂新时代。我那时是文艺团的创作员，到长辛店工厂写剧本；蔡亮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工厂学习锻炼。我们相识后，很快成了好朋友。

　　蔡亮和他的男女同学们每天高高兴兴地在车间帮着干零活，给工人们读报，办墙报，为工人们画像和画劳动场景的速写。他们给车间带来了欢乐气氛，很受工人们的欢迎。

　　蔡亮和我在食堂同桌吃饭，经常交谈。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经济管理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娴静善良的知识女性。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一家到了重庆，那里的抗战环境和进步文艺对幼年蔡亮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唤起了他对艺术的热爱。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这时父母发现了孩子的绘画天赋，于是把他送到刚从重庆迁回上海的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艺术学校学画。

　　1950年春，“育才”推荐刚满十七岁的蔡亮报考中央美院。但他赶到北京时报名日期已过，眼看美好的愿望将化作泡影，少年蔡亮焦急万分。这时他遇见了老同学周光玠，他是徐悲鸿在艺专时的学生。周光玠对蔡亮说：“你的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办法，请徐院长看看你的画。我带你去见徐先生。”去见徐悲鸿？蔡亮吃了一惊，他觉得这位大师离自己太遥远了。周光玠给他鼓气：“不要紧张，徐先生平易近人，从不把学生拒之门外。”就这样，在一个温暖的春夜，蔡亮由热心的周光介带领着，走进了东寿禄街16号徐先生的寓所。

　　这是北京的一个旧四合院。院子里野草丛生，几近荒芜。客厅里陈设简朴，家具古旧。墙上挂的字画和一张徐先生的自画像吸引了蔡亮的注意，但此刻他没有心情细细欣赏。徐先生走进客厅，周光玠介绍了蔡亮。听说蔡亮是“育才”的学生，专程从上海来报考，徐先生很关心，便接过蔡亮带去的厚厚一沓素描、速写，坐到桌旁一张张翻看起来。当徐先生看完了最后一张，抬起头来看着蔡亮，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用平静的语调对蔡亮说：“你考取了。”

　　蔡亮就这样跨进了中央美院的大门。他永远怀念这一个温暖的北京的春夜，他的艺术生涯的起点。
　　那年12月，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到朝鲜战场。两年后我回到北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的宿舍在东单北极阁头条胡同，横隔一条大街便是帅府园中央美院。这时蔡亮常到我的宿舍来，在我这里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一个是汪明。
　　汪明解放前曾自告奋勇泅水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也拍电影。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汪明和我是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猫耳洞里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空袭中为战士们演戏。我们又一同从朝鲜回国，都是青年艺术剧院的创作员，同住在一个宿舍。

　　一个是田庄。
　　田庄是我童年时在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西艺术馆的演剧小伙伴，1947年他在上海戏剧学校毕业后，和几位同学一同到解放区投奔革命。他参与筹建“长影”，随后到北京，在电影局工作。田庄是个才子，文学天赋很高。他读书多，过目不忘。田庄心地单纯坦诚，淡泊名利，看重友情。他常常丢下自己正在写的东西，无私地帮助朋友把作品写好。70年代末，他还热诚地帮助当时的无名青年苏叔阳完成了剧作《丹心谱》。

　　再一个是罗坚。
　　罗坚是延安老干部、我国前驻苏大使刘晓同志的儿子。他和杜鸣心、陶冶都是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送往延安。进北京后，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虽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杜鸣心那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流浪儿，陶行知先生从难童中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把他收进育才学校。后来这个流浪儿终于成为引人注目的少年钢琴家，十几岁就举行过演奏会。1953年前后，他到北京学习俄语，准备赴苏留学。杜鸣心事业心很强，他常常沉醉在音乐里，走路的时候也歪着脖子，很有节奏，仿佛在聆听回旋在他心中的旋律。

　　陶冶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人，他在育才学校学戏剧表演。他口若悬河，语言风趣，任何场合都不沉默。到北京后，他先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米到文化部做国际文化联络工作。

　　我们的年龄相近，人生经历相似，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共同的爱好和情趣。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到剧院看新排演的戏，看内部放映的电影，看画展，听音乐会。我们常常到中山公园喝茶，到北海公园划船，在长安街的林阴道上漫步。我们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梦想，诚挚地交谈。艺术之神使我们这一群青年着了迷。我们讨论读过的书，讲述自己构想的作品，袒露各自心中的爱情秘密；我们鄙视平庸，我们崇拜天才；我们厌恶虚伪，我们赞美纯真。

　　我记不起“小家族”是怎么叫起来的，把我们叫做“小家族”，是说我们像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还是说我们是一个伟大母亲的一群孩子呢？但我们确实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或者如我面前的这本《吴祖光悲欢曲》里的一个标题称做的：“一群可爱的青年友人”。

　　这些朋友对蔡亮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是我们当中的小弟弟，这位美术学院的学生除了在教室里画人体素描以外，还跟随我们走进了辉煌的戏剧世界，迷人的音乐天地，跨入了诗歌的大门。蔡亮开始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他开始懂得，一个具有全面艺术修养的画家才能赋予作品深邃的内涵，使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一个真正的画家，其实是一个用画笔作为工具的诗人和思想家。他愿成为这样的艺术家。

　　我们还有几位共同熟识的年长的好朋友，大都是我们童年演剧时的兄长和大姐，我们成群结队地到他们家去过春节，度中秋。他们中有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琳、身患残疾的诗人洪遒、话剧导演肖崎、喜剧作家王少燕。不幸的是后来他们也被戴上了“小家族之友”的帽子，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牵连。

　　还有两位我们尊敬的年长的朋友，后来对我们的人生命运发生了特殊重大的影响，一位是路翎，一位是吴祖光。
　　路翎，这位后来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囚禁了二十五年的著名作家，当时也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住在我的隔壁。他当时大约三十岁左右，出版了近二百万字的作品。他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是民主革命时期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路翎是一位以惊人的刻苦精神从事文学劳动的作家，每天从早到晚不停息地写作，他的每一个文学成就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浸透了心血和汗水。他在短短的一年多写完了三部剧作，但都被剧院领导否定。他不争辩，不屈服，用新的作品回答苛刻的批评。他的精神使我感动。路翎为人真诚质朴，生活十分节俭。后来他和汪明一同到了朝鲜前线，在前线表现英勇。回国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新作，遭到了更猛烈的批评。路翎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肚子饿了，便拉着我和汪明一起到东单的馄饨摊吃夜宵。他的酒量大，一碟花生一盘腊肠，喝完一瓶二锅头。只有在这时，他才带着痛苦的神情发泄几句对那些粗暴批评的蔑视和愤慨。

　　蔡亮在我的宿舍里大概看见过路翎一两次。这位未来的画家当时并没有引起大作家的注意，他们不认识，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吴祖光是我国一位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剧作家，当我在剧团里做小演员时，他已是戏剧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剧作《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捉鬼传》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品。我认识祖光是从朝鲜回国以后，他那时住在东单栖风楼，离青艺宿舍很近。他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小院子，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来做客。吴祖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人，除了他的学识和智慧以外，他的性格也极富魅力。他待人平等亲切，仁爱宽厚，同情别人的疾苦。他的谈吐活泼风趣，在他家做客，你不会感到任何拘束，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都一视同仁，他是一个天性自由的艺术家。他的美丽而又善良的夫人新凤霞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我们遵照中国人的方式亲切而敬慕地叫她“大嫂”。她是评剧院的台柱，每天晚上忙于登台演出，白天在家里练功练唱，但她仍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青年朋友。我们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喜欢听凤霞高歌一曲，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

　　蔡亮和祖光还有一层亲戚关系，他叫祖光表舅。
　　那一年祖光编了一本散文集《艺术的花朵》，收录了他写的十多篇描述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新凤霞等戏曲表演家的极富文采的散文，每一篇都附有一幅精美的插图，出自名画家张正宇、丁聪、郁风等手笔。祖光特意把写梅兰芳的那一篇留给蔡亮，要他画一幅梅先生《贵妃醉酒》的舞台速写。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从吴祖光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他们没有论资排辈的俗见，信任和扶植无名的青年。不久，《艺术的花朵》出版了。这是蔡亮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我们向他祝贺。这时，田庄一边欣赏着一幅幅插图，一边把蔡亮拉到身边，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论：“尽管你画的人物很逼真，线条很细腻，但同张正宇、郁风的画摆在一起，便显出了拘谨和呆板，缺乏艺术趣味。”田庄又说，他们的插图潇洒自如，神采飞扬，并不单纯追求逼真，却表现出画家对人物的喜爱和赞美，融进了画家自己的感受，这就达到了一种艺术境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

　　像往常一样，蔡亮虚心地倾听着，细细地咀嚼这番评论中包含的哲理。我们厌恶互相吹捧，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友爱。
　　不久后的一天，蔡亮兴奋地跑来，把我带到美院画室，让我看他刚完成的一幅新作：《借宿》。他对我说：“你有一次同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朝鲜的山洞里，你睡着了，身旁的一位老战士把你的棉衣补好了。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想象，我把它同藏区的生活联系起来，就构思出了这个画面。”我看到他正处在一种艺术想象的热情中，我为他在艺术上的进步感到高兴。

　　啊，我们确实是一群做着美梦的大孩子。
　　我们哪会懂得，青年人的才华往往引来嫉恨。我们更不懂得，有一种“理论”笼罩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它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把人对生活的各样的意愿和追求，统统归纳到两个敌对阶级的争斗，从而可以任意把一个人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这种可怕的理论及其实践，窒息人的一切活泼自由的思想，直到人的纯真的感情。

　　1955年，政治风暴来临了。以胡风为首的一批革命作家突然变成了一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路翎被逮捕，灾难降到了我的头上。
　　我被隔离起来，关在路翎被捕时的那间小屋里，交代和他平日接触中的每一句谈话。人们用阶级斗争的锐利眼光注视着我和我的这几个青年朋友，力图再挖掘出一个“小集团”来，并把它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挂上，以证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严峻性。于是，“小家族”被当做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揭了出来，我的朋友们统统被隔离反省，交代材料。中央美院把蔡亮禁闭起来进行审查，召开大会小会对他展开凶猛的批斗。

　　我不能申辩，只能彻底否定自己。我批判自己的文艺思想同胡风理论的联系，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自己把个人友谊摆到集团主义之上的小圈子主义、温情主义、自由主义……但我不能承认“小家族”是一个政治集团，更不能承认它是胡风集团的一个“外围组织”。我的朋友们从未看见过胡风先生，胡风集团的其他成员我们一个也不认识。

　　一天深夜，专案组两位同志同我谈话一直到清晨三点。最后向我摊出了一个材料：“你不是说过，将来你们要坐到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去吗？这难道不就是你们‘小家族’的政治野心和政治纲领吗？这难道不就是要推翻党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胡风的反革命阴谋吗？”

　　专案人员走后，我瘫倒在椅子上，呆望着小窗外暗夜的天空，用力回想什么时候曾讲过这么一句话。
　　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开幕式，我看见徐悲鸿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两天后大会突然宣布，徐先生出席波兰使馆的招待会时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而去世。那些日子悲痛笼罩着美术学院，蔡亮和他的同学们守护在导师的遗体旁，迎送络绎不绝的吊唁者。我深感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和朋友们互相勉励：“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应当有这个志向。”想不到这句话传了出去，竟变成了“小家族篡党夺权政治野心”的证据！

　　我被隔离反省一年七个月。到了1956年下半年，由于苏共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引起了国际上的波动，我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小家族”不过是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在一起吃吃喝喝，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

　　我恢复了自由。我最先见到的是田庄和陈敏凡，他俩在审查结束后结为夫妻，建立了一个小家庭。他们告诉我：
　　罗坚被批斗后，撤掉了乐队队长职务，下放到贵州。
　　杜鸣心提前从苏联调回，检查反省。
　　陶冶经过批斗，留团察看。
　　汪明的剧作取消演出，行政降级，另行分配工作。
　　蔡亮开除团籍，取消留校任教资格，发配西安。与他同行的有她的女友张自薿。
　　张自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小姑娘。她和蔡亮同年级，年龄却比蔡亮要小两岁。蔡亮曾带她到我的小屋来过一两次。她比我在剧院看到的其他女孩子更显得纯真朴素，短短的头发，红红的圆脸。她安静地坐在一边听我们聊天，很少插话。蔡亮不断地在我面前赞美自薿，说她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好，念研究生时就担任了调干生班的助教，已经是一个预备党员了。我猜到他们正恋爱，而且看出我的这个小老弟不但爱慕她，也很敬佩她。但我万万想不到这场政治风暴竟也伤害到这个纯洁而无辜的姑娘。

　　学院党委把她叫去，问她：“你是要党籍呢，还是要蔡亮？”可怜的姑娘哭泣着向党表白，她热爱党，但她不愿离开蔡亮，蔡亮是好人。于是，她被取消党籍，同蔡亮一起送往西安。

　　这一对苦难情侣提着一个小网兜，背起一个大画夹，凄然告别母校，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有两位同情他们的党员调干生悄悄来到车站为他们送行。蔡亮和自薿对这两位同学说：“这就算是我们的婚礼！”

　　听到这里，我再也克制不住我的眼泪。在那个阶级斗争凌驾一切的时代，一个柔弱的姑娘竟敢以这种近乎“反叛”的举动来维护坚贞不渝的爱情。我简直不敢想像，她将要蒙受多少屈辱和困苦。我也暗自为蔡亮庆幸，在他未来的艰辛的人生旅途中，能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姑娘与他相伴。

　　不平凡的1957年到来了。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讲话，欢迎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文艺界的空气缓和了，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开始回顾反胡风斗争中是否有过火的现象。我记得中国剧协一位负责人在我恢复自由后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啦，黑夜里开枪，伤了自己人。”中央美院处理蔡亮问题的院长江丰和党委副书记洪波是两位正直的老党员，他们感到了愧疚，认为逼迫蔡亮写的那些不实的材料应当推翻。年初，蔡亮从西安送画到北京时，洪波向他表示了歉意，并嘱他回曲安后立即写一个申诉材料奇未美院。

　　蔡亮的申诉书还没有寄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突变。那些在整风会上向党提意见的热心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场规模更大的政治运动激烈地展开了。

　　美术界揭露了以江丰为首的右派集团，洪波被划为这个集团的成员。
　　戏剧界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吴祖光。
　　灾难又一次落到了“小家族”几个青年的头上。
　　原先挂到胡风那里去的“小家族”的现成材料，现在变成打击吴祖光的有力炮弹。一些沉醉在阶级斗争理论狂想之中的先生们宣布：吴祖光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和黄苗子、丁聪、唐瑜一班文化人搞了个“二流堂”，现在又搞了个“小家族”，这是“二流堂”的第二代，可见资产阶级右派一天也没有忘记培养接班人，准备同共产党进行长期斗争！

　　于是，一篇篇批判文章气冲牛斗，一个接一个斗争会群情激昂，一行又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印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报刊上：“彻底捣毁吴祖光的‘二流堂’、‘小家族’！”“彻底粉碎吴祖光的右派纲领！”“揭穿‘小家族’的反动政治阴谋！”……面对这种发狂的思想斗争和大动干戈的政治运动，我们又一次陷入绝境，只有目瞪口呆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蔡亮，是在团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批判大会上。这是文艺界规模最大的一场批斗，两千多人把礼堂挤得满满的，熟悉与陌生的面孔都鼓起对“阶级敌人”的强烈愤恨。聚光灯亮起来，新闻纪录片厂正在把这场批判会拍成电影。吴祖光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坐在台下听取揭发我的罪行的一个个发言。突然，我听到主持人叫蔡亮的名字，我抬起头，他恰好从我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他的惊慌、痛苦和无奈。他走上台后，有意把话筒往一边推开，用手里捏着的稿纸挡住自己的脸，躲避摄影机镜头。他用低声调照着稿子念，讲了些什么我全没听见，我心想：可怜的小蔡亮呀，你远在西安也没有躲过这场灾难，还是被掀到北京来了……

　　1958年4月18日一大早，我被叫到文联大楼，在我的右派结论书上签字。接着，一位早在等着我的公安人员把我带到大楼外一辆卡车上。卡车驶进了北京监狱。没有审讯，没有申辩，只在两张纸上用黑油墨印下了我的指纹。我从此与世隔绝，开始了遥遥无期的劳改生涯。

　　“小家族”重又被人提起是在十年之后。1967年12月的一个寒风呼号的清晨，我在劳改农场扛着铁鍬向田野走去时，忽然听见高音喇叭里传来播音员激越的声音，播送着《人民日报》的一篇声讨“二流堂”、“小家族”的革命檄文。我再次惊愕得目瞪口呆了。隔了十年，“小家族”的主帅又由吴祖光换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后台老板竟变成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天哪！我又开始接受一批批不辞辛苦从北京来到农场的外调人员的审问，而现在他们逼我交代的，却是那些当年整我的人是怎样包庇我！

　　我掉进了一个历史大玩笑里。
　　最苦的却又是远在西安的蔡亮和自薿。他们戴上了“小家族分子”黑袖章游街示众，他们画自己的“罪行录”展览，他们低头向革命群众清罪。他们的家被抄了，他们的画稿被撕成碎片烧成灰烬，他们刚从牛棚放出来又被赶到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屋里住。但是他们手中的画笔又不是造反派能代替的，所以又要用他们来画领袖像，制造革命圣地的“红海洋”。可是怎么能让戴着黑袖章的反革命分子描绘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呢？于是造反派规定，在作画的时候，他们要摘下黑袖章，画完后再自觉地戴上。张自薿临产前还挺着身子由蔡亮把她扶上脚手架画领袖像。——这就是他们和千万个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的共同命运。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终于宣告了这个痛苦的年代永远地成为过去。
　　1979年春，文化部发出文件，为“二流堂”、“小家族”平反。
　　蔡亮在西安收到中央美院7月24日发出的平反通知，上面写着：“几个青年聚在一起谈论问题不是政治错误。”张自薿恢复了党籍。
　　回想起来，从我赴朝归来到反胡风运动开始，我和几个朋友的来往不过短短两三年，而我们却用了整整二十三年来“赎罪”。汪明付出了他的生命，他于1975年死在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里。田庄有幸看到了平反决定，当晚便大量咯血抬进了医院。刚刚回到北京的我和罗坚赶到医院去看他，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重逢竟成了我们的永诀，几天后田庄便辞别了这个世界。

　　回想起1959年10月，我在监狱里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庆节。这天，管教人员命令我们粉刷墙壁，张贴庆祝口号和宣传画。
　　我们把一张张招贴画贴在白粉墙上。忽然一个热烈的场景出现在我的眼前，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一个个裹着白头巾的陕北农民昂头吹奏唢呐，敲锣打鼓，欢腾的人群扶老携幼，高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火炬连成了队伍沿着广阔的山野蜿蜒曲折、星星点点、无穷无尽、隐隐地衬托出远处的宝塔……这是延安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历史性的场景。这幅画形象生动，构图新颖，以恢宏的气势强烈地感染着观众。

　　当我看到这幅题名《延安火炬》的画作者竞是“蔡亮”时，我差一点没有叫出来，读者可以想到我当时的喜悦和感动。
　　蔡亮不但活着，还在创作！并且用这样美好的作品呈献给祖国母亲，这对关在监狱里的我是多大的欣慰啊！
　　这个国庆节真叫我难忘，这一天政府还发给我们两个白面馒头，我一边嚼着馒头，想念起蔡亮来。
　　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是剥夺他留在中央美院从事艺术创作的一切优越条件。可对蔡亮说来，陕西却是一片文化沃土。这里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这里的深厚的革命传统，这里的丰富的民间艺术和千万个受着这种文化熏陶的淳朴的劳动人民，使一个从学院出身的青年呼吸到了清新的艺术气息，使他获得了一种更为宝贵的条件：把自己的灵魂和民族民间文化相融合，和革命文化传统相融合，脚踏实地地走到人民中去。

　　一场政治运动毁灭一个幼小的艺术生命，大西北丰腴的黄土高原却又培育了一个新的艺术生命，造就一个新艺术家。蔡亮在“小家族”平反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朴素地把这个命运叫做“因祸得福”，他说“感谢大西北”。

　　人生的厄运和磨难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者消沉，也可以使一个坚强的性格更成熟更完美。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小家族”成员中，画家蔡亮是一个强者。不仅由于他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了《延安火炬》《锁柱》等优秀油画，还因为他在忍辱负重中奋起的不屈的精神。

　原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

李辉杜高 | 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一 . 概况部分

　　李辉：我想知道，当你第一次看到你的完整档案时，有什么样的感受？恐怕不仅仅是吃惊，也不限于个人的痛感，是吗？

　　杜高：的确如你说的这样。当我面对着这厚厚的一堆带着沉重的历史陈迹的档案材料时，既惊讶又沉痛，感情是复杂的。这本档案是50年代到70年代我个人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命运的真实记录。它像一个可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24年，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人生岁月的毁灭。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漫长年月里，它的威力在于迫使我不再是真实的”我”，而变成一个被政治运动塑造成的”敌人”、”罪人”。档案里的第一部分材料，是1955年5月发动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收集和制造的各种材料，证明我从建国前的十多岁就是一个”反共分子”，建国后和胡风集团一起成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档案里的第二部分材料，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里的全部材料证明我是一个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生活腐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档案里的第三部分材料则是从1958年4月到1969年11月，整整11年6个月我被囚禁在劳改单位实行强制改造的记录。

　　对我个人来说，这本档案是神秘又令人恐惧的。在二十多年中，它对我的心灵的压迫是沉重的，它使我的生命窒息。

　　当1979年春天宣布我的错案终于得到平反，宣布归还给我一个真实的”我”的那一天，同时也宣布了所有运动中的材料为”不实之词”而得到”付之一炬，化为灰烬”的历史终结。随着它的死亡，我才开始了新的生命。

　　李辉：假如撇开个人因素，你作为一个旁观者，该如果看待它们呢？

　　杜高：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些早在18年前就应该化为灰烬的历史档案，不但还完整地留在人间，而且在18年后被当作文物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上，终于被你这位具有敏锐文化眼光的青年研究家发现和购得，这真是一个奇迹。我甚至觉得有一个神秘的历史意志在有意地安排着这个奇迹似的。李辉先生，当你得到了这批档案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楼适夷的信》在1998年6月17日《新民晚报》发表以后，不止使我感到震惊，而且使文艺界不少熟识我的朋友们当作奇闻传布开来。后来我又读到你写的有关”二流堂”的专著《依稀碧庐》，这批档案中的一些材料为你描叙吴祖光和”小家族”的历史悲剧提供了确切可靠的依据。我每读到你的文章和你的著作时都不免引起万端感慨，心灵受到深刻的震撼。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先后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重看这些材料，也不必再分是非了。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当时的意愿而反过来证明运动本身的荒谬和违反人性。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李辉先生，你这一代人理应成为这份历史遗产的真正主人。它将使你们从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看到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也将使你们从一个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正因为如此，它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政治文化价值。我愿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同你们一样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来阅读这份档案。

　　李辉：这批档案截止到1969年你被释放回家。在深入讨论这些档案之前，我想先请你谈谈你释放之后的经历，这样可能会帮助我加深对档案的认识。

　　杜高：1969年国庆节，我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原地就业。一个月后，林彪发布了”第一号紧急战备命令”，1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把我们紧急遣送回原籍。这以后的10年，我流落在城市社会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维持生活的闲散劳动力。我的档案估计也随着我转到了我家乡的派出所。

　　记得我和北大学生谭天荣等十来个湖南籍的右派劳教分子由北京市公检法的一名干部押送到长沙时，站台上已站着10多个戴着红袖章的荷枪女民兵，气氛相当紧张。这使我立刻领悟到，摘掉了帽子，解除了劳教，我们仍然是专政对象。我们穿着一身劳改的黑棉袄，背着一个小被包在站台上排队点名后，便被转交给湖南的公安部门。湖南公安厅很快就对我们分别作了处理，没有家的人被再送往劳改农场，而我的家就在长沙城里，于是让我回家，到街道办事处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我就这样结束了整整11年6个月的囚禁生活，总算恢复了自由，回到社会上来了。

　　我到家的时刻，一家人正在吃午饭，我敲了敲门，喊了一声”妈”，我听见妈妈在屋里说：”惠伢子（我的小名）回来了。”门开了，妈什么也没有问，说：”快吃饭吧。”她没有流露出惊讶，显得很平静，尽管站在她面前的已不是11年前的那个英俊青年，而是一个又黑又瘦，门牙脱落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她似乎天天盼着这一刻，认为我早就应该回家了！

　　我家久居长沙，街坊邻里都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我的母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我回家后，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我的监督并不严厉。当时我正患着肺病，时常咯血，但又不敢让人们知道，既怕人们嫌弃我，又怕找不到活干，不能维持生活。由于长期被监禁，我的思想和行动变得很迟钝，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和跟随着我，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中。居委会主任派我去挖防空洞，派我到郊外挑沙子，派我到街道翻砂厂去抬铁水，我都一声不吭地去干。但他们很快发现我的身体的确很糟，干不了，就不再派工了。

　　不久后我遇到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使我不能不从心底里对”无产阶级专政”恐惧万分。

　　1970年新年前后，我的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南京，得知我已摘帽并回到家乡后，要我到他那里小住恢复身体，我就到了南京。一天早晨，我妹妹买菜回来，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被枪毙的罪犯名单中我看到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这几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们的罪行是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

　　他们是曾同我在一起劳教的右派。1962年5月，当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饿年月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时，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参加劳动，同时编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就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在当时的右派队里，他算得上是一个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着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厕所打扫完了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的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把猪油涂在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有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大队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了，靠在墙边上休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48年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有见过面。

　　王桐竹是我在教养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后，家庭破裂了。他的父亲很早入党，后来被打成”托派”，开除出党，这对他的政治处境可能有影响。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我们在麦田里锄草时，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

　　王桐竹1963年解除教养，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他将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在草丛中果然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把它们吃掉了。这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真从心里感激他。

　　陆鲁山和孙本乔同我没有个人交往，他们都是20岁出头的大学生，一个是北京农机学院的，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都是60年以后”升级”送来教养的。他们都是很可爱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样饥饿难忍的年月里，他们仍拼着命卖力地干活。在很冷的冬天，他们干活的时候都脱光了膀子，显示出他们青春生命的顽强。

　　1961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接待亲人的日子，总可以看见有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姑娘的故事强烈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被社会鄙弃的右派分子们的心。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从不偷吃地里的农作物，干活时也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我站在街头，浑身颤栗，不敢想象他们被枪决的那个可怖的场面。连着几天，政府组织了几个知青到各区居民当中巡回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没有勇气去听。我不想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我猜想，他们实在是对这片土地绝望了。

　　李辉：你说的这四个右派的遭遇，我感到震撼。他们的案子后来平反了吗？文革后有没有新的说法？

　　杜高：在文革中有那么多人蒙冤而死，并不一定每个冤案都会得到平反。时间过去很久了，这四个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们遗忘。我也无从打听到这个案子是否有新的说法，但是他们最后的那可怖的一瞬，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李辉：你在南京呆了多少时间？后来又到了哪里？

　　杜高：我在南京逗留的时间不长，急忙回长沙找工作。一个早晨，我在长沙菜市场偶尔遇见了鲁迅研究专家朱正，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解除教养的右派，在街道上劳动。他告诉我《湖南日报》的傅白芦、省委宣传部的傅紫荻、白原、文联的汤炜等一批湖南文化界的右派都在街道工厂干活。我急切地想通过他们找活干。一星期后，我找到了少年时代的老朋友傅紫荻，他见到我劈头告诉我一个消息：朱正和作家钟叔河等几个解除教养的右派又被抓走了。这一次不再是劳教，而是要判刑了。

　　这的确使我又一次感到政治处境的严峻，我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活着，言论和行动都格外谨慎。所以我的档案里也就没有再增添新的材料了。

　　李辉：湖南文化界的右派们的处境如何？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杜高：在长沙的一批文化界右派都在困苦中艰难地挣扎着。作家刘样拖着沉重的板车走过了十多年。原湖南音协副主席曾水帆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澧水船夫曲》在湖南广为传唱。打成右派后，妻离子散，孤独一人，精神痛苦不堪。我到过他住的小阁楼，只见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床破棉絮！他在一个街道小厂为乐器调音，每日借酒消愁，终于在一天清晨倒毙街头。情状之惨，令路人垂泪。老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穷愁潦倒，无以为生。钟叔河的妻子朱纯曾和我同在一个厂干活，她原是《湖南日报》的著名女记者，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后，凭着坚强的意志学会了木工活，已是一个熟练的模型工了。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她的生存能力使我敬佩不已。

　　十年间，我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锻炼出了一点生存的本领，后来在街道办起了一个教具工厂，当时最大的人生愿望是能进一个区办的”大集体”，年老后享受劳保。

据中社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　原上网日期 2001年04月27日

他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一面旗帜－－纪念先生逝世一周年

吴伟

今天是11 月9 日，鲍彤先生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前几天，我和他的女儿一家来到他和夫人、父母的家族墓前，先用清水拭去墓碑上的尘土，再献上花篮，表达我们的哀思和怀念。他的墓园在京北长城脚下，深秋季节，虽是松柏环绕，青草却已经开始枯黄。我站在墓前，诉说着我和厂桥老同事们对他的景仰和思念，不由得潸然泪下。

我和先生相识已有36 年，于公，我是他曾经的部下；于私，我尊他为人生导师。在这个日子里，追思这位在1980 年代中国那场政治改革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领导者、政治思想家和文字大师，这位几十年来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为推动中国向民主政治转型而奋力抗争的先驱者，回顾他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的言传身教，心中有无数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想起多年前一位朋友曾经对我有过一次访谈，就在其中节选几段加以修改，发在这里，以为纪念罢。

一

在我的印象里，老鲍（如此称呼不是不敬，当年在我们那个政改研究室里，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相互间都不称官衔，一律以老或小或名称之）是一个思想敏锐、富有才华、同时又有丰富的从政经验的领导者。他之所以在当年政治体制改革中成为赵紫阳身边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的一个助手，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得益于他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家庭教养，也得益于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在其才华横溢的一生中，一直坚持求真、求实、敢言的科
学精神。作为1949 年加入组织的“老干部”，他经历过中共建政之后所有的政治运动，1958 年反右时他在中组部工作，因对张伯驹、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的主张表示赞同，差点被打成右派，后在安子文等人的保护下勉强过关，但他的“右倾言论”仍受到了批判；1959年他被派到安徽无为县搞调查，发现当地有弄虚作假放高产卫星、征过头粮等问题，他向中央写信反应情况，因此受到调查，后因上边意见不一而不了了之，又逃过一劫。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为安子文的“黑
样板”而打成走资派，挨批斗，背负沉重的身心压力在五七干校劳动，那时他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的生活费，要养活一家子人，每周只让他回一次家，从他住的地方到他家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每次回去他都要为家里挑满四大缸水，还要用小推车给老干部家属们送煤。这些经历不能不让他这个思想活跃的人对这个体制有所反思，不能不让他对自己走过的路有所反思。

他原先在华东局组织部，后来到中央组织部，在部长安子文身边工作，这使他能够接触到中央的一些内幕，直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党内斗争，对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情况都有所了解。

在那些年他也为中组部起草了大量的文稿，既锻炼了才华，同时也让他对这个体制的本质有所认识。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参加了1979 年的理论务虚会，在这个会上，他把那些年来自己的思考写成了长篇发言《二十年间》，得到安子文的称赞。去紫阳身边工作之前，他是国家科委研究室的副主任和办公厅的副主任，他的能力和才华得到方毅、安子文等人的认可。

1980年4月，赵紫阳从四川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总理，中组部有人提名鲍彤去给赵当秘书。在中央组织部找他谈话的第二天，他去看安子文，征求他的意见，安说了这么一句话：“去吧！紫阳，两个特点：第一，敏锐；第二，宽厚。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后来，鲍回忆说，“安子文对紫阳的评价中，‘宽厚’两个字，使我加深了对紫阳的好感。“1980年5月初，鲍彤到赵紫阳办公室报到，从此开始了他担任总理办公室秘书的日子。这一年，他48岁。

在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6 年以后，他被赵紫阳提名担任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负责人。完成这两项任务后，他在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老鲍对他的工作认真负责，特别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多重要提法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是他率先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是“从革命体制向建
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来成为大家的基本共识；是他在陈小鲁提出的“两个基本点”基础上加上“一个中心”，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完整概括，让邓小平赞不绝口；是他提出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邓小平夸赞“这个设计好！”……

二

他对同事没有亲疏远近之别，对我们研究室的每一个人都很热情，也都很严格，该用哪个人就用哪个人，所以我们研究室没有“小圈子”。

老鲍有自己的原则，他并不因为政治上的压力，或者别人对我们有什么说法，就改变原则。反自由化的时候，政治高压之大是现在的人们想象不到的，很多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党内的严肃处理，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研究室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有传说，鲍彤被列入自由化分子的黑名单。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老鲍仍然带领我们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他知道不知道有风险？肯定知道，而且知道得比我们这些人更透彻、更清楚，但他并不退缩。

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他又很有策略。当邓小平说“不搞三权分立，你们是不是也搞了一点”的时候，他没有张皇失措，反而把邓小平的这些话化作继续推动改革的动力。他积累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跪着造反”，在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会想到提出这些问题将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采取什么办法去克服。

1989 年5 月底，他从一个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共产党部级干部，一日之间成为为秦城监狱的“8901 号”囚徒。在之后的七年监狱生活中，老鲍没有消沉，没有灰心，他的意志始终是那么坚定，七年监狱生活让他经过七年的思考，对这个体制认识得更清楚了。老鲍这一生，前半生是为共产党工作，当他经过了1986 年到1989 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又坐了共产党的七年监狱，他的思想升华了。我觉得老鲍一直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过去因为他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些东西他不能过分地去讲，特别是他在紫阳身边的这些年，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和幕僚，他不能够过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1989 年以后，特别是1997 年他回到社会上以后，不再是过去那个鲍彤了，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出现，他不在红墙里，不再需要保密，也不再需要为这个体制说好话，他怎么想的就可以怎么说，尽管好多时候他没地方说，但是有时候官方为了表示他有言论自由，也不得不允许境外记者对他进行采访。利用这些机会，老鲍经常写一些评论，表达了要求发展民主、进行政治改革、平反“六四”等等一系列的观点，同时他也用自己的笔回顾当年的历史，回顾紫阳，宣扬紫阳的思想，留下了大量的文章。逐渐地，老鲍成为紫阳去世以后推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一个旗帜性的人物。

三

老鲍不是圣人，也会有弱点。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是“马后炮”。现在看，当时工作中还有些没有到位的地方，比如当年研究室进行的社会动乱问题研究，当时为了“避嫌”没有充分重视起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展开深入研究，没有将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及时向紫阳提出预警。那时候保守势力要把赵紫阳搞下台，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你小心谨慎也好、避嫌也好、怕给领导带来麻烦也好，都改变不了结果，其实那时本大可不必顾虑这些的。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也有些问题没有抓紧。比如，十三大报告明确规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公务员要设政务类和业务类两类，但是中组部拒不执行，其实完全有理由要求中组部必须按十三大报告的规定执行，但是当时考虑到保守势力强大，就想先把国家公务员这个事儿搞起来，以后慢慢地向这个方向走。老鲍自己后来也后悔，有些该推进的没有下决心推进。

当然，对一些问题我们当时也缺乏经验，比如政务公开，我们只看到了原则：应该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在研究什么、我们想做什么，没有考虑到政务公开本身是把双刃剑，有时候不该公开的就不能公开，比如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物价改革方案，就应该考虑到一旦公布之后群众会有什么反应，但当时就没有考虑到，没有给紫阳提出建议，结果1988 年8 月19 号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公布，马上出现全国大提款、大抢购，成为物价改革方案终止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要是不宣传、不公布呢？可能就会好得多。再比如，1989 年5 月16 日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该不该讲？该讲，但是如果不在新闻联播中全程播出呢？如果只是摘几句登到报纸上，可能就没那么大的社会反响。我们当时没有对公开性这把“双刃剑”看得很明白，作为幕僚，老鲍有责任，我们也都有责任。当然，这些问题，老鲍在当时也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我说的这些都是我现在的看法，当时是没有这种先知先觉的。

四

这几年在写作时遇到一些问题，或是有一些闲暇时间，有时候就去老鲍家里，向他请教，和他一起探讨，或者他有什么想法给我讲，我录音，帮他整理了几篇文章。他的讲述让我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经过，更多了解他及赵紫阳当时的所思所想，也让我对1986 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我写那本《台前幕后》帮助很大。我觉得与其说我给他做了一点事情，不如说我从他那里受益更多。他加深了我对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这个体制发展的认识，他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观点、启示。当年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当年我在他身边做秘书，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彻底地、无拘无束地和我交流。现在环境变了，他的身份变了，我们的地位也都变了。2012 年这一年，我在老鲍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了这么一本书，回顾了过去的老鲍，记录了当年赵紫阳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施的整个历程，终于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了，老鲍还为我的书作了序。我觉得我过去是老鲍的秘书，现在仍然是，我愿意做这些事情，我希望以后我能够继续有机会为老鲍做点事情。

在我和老鲍这近三十年的相处中，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我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成熟起到了引路人作用。当年刚到他身边时，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在老鲍身边工作几年，受到他的影响和熏陶是巨大的。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和他的相处，对我的思想的成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老鲍的人格力量也极大地感染了我。他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1989 年以后。他从来不惧怕重压，同时，他做事情的时候又总会考虑到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比如，紫阳和宗凤鸣的谈话，宗凤鸣整理完了以后，送给紫阳看，紫阳说我不看了，交给鲍彤去斟酌吧。宗凤鸣送到鲍彤这儿，鲍彤没有答应，说以我这个被打入另册的人，再和紫阳进行接触，为他做事情，可能会给赵紫阳带来不利的影响，他现在已经没有自由了，我不想更加剧他生存环境的恶化。两年以后紫阳去世了，这时宗凤鸣又来找老鲍，老鲍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为这本书写了序，但是他没有改书里的一个字。老鲍说，这是两位长者的谈话，应该保留它的历史原貌，我没有资格去改动他们的任何一个字。

老鲍对于紫阳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紫阳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给他很大的影响。他对紫阳是忠诚的，这种忠诚不是对个人的忠诚，而是对于紫阳所做的中国改革事业和民主事业的忠诚。老鲍的人格坚定了我的信念，虽然紫阳不在了，老鲍作为他的继承人、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旗手，我仍然有义务、也有责任，像他对紫阳那样去对待他。

“两头真”的春秋

2011-11-04 11:56:37 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卫毅

　　《炎黄春秋》的春秋

　　90年代开始的第一个年头，许多人开始转向“文化”。

　　1990年，一些中共高层老同志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打算办一本历史杂志。萧克亲自点名，让杜导正担任社长。这本杂志在1991年7月创刊，取名《炎黄春秋》。

　　在1990年认识杜导正时，徐庆全是首都师范大学教吐鲁番学的老师，但他最感兴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1991年，杜导正主持创办《炎黄春秋》，“恰好他一个老战友是我们学校的，叫宋文茂，他就让宋来找我，说让这孩子给咱们写稿”，因此成为《炎黄春秋》的作者。

　　1991年的圣诞节，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了下来。几个月之后，邓小平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仍然是一列火车，成为这个国家的隐喻。每个人都像不知所措的乘客：中国往何处去？这次秘密旅行的最终结果是，中国沉寂的冰面被打破。同年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对此提法表示认可。

　　邓小平的南巡令杜导正感到振奋。他对徐庆全说：“咱们《炎黄春秋》要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苦点就苦点吧，过来先干吧。”彼时《炎黄春秋》初创不久，没钱，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是80块，“我在学校一个月还拿115块呢。”但徐庆全考虑之后，还是离开了学校，正式成为《炎黄春秋》的一员。

　　吴思是在1997年加入的《炎黄春秋》。“我大学一毕业就分到《农民日报》，上司是徐孔。他退休以后，跟杜老一起办《炎黄春秋》。那时候我在家写书，写得正带劲，哪也不想去。他说过来帮帮忙，我就瞎答应了，答应了也没去。一个月之后，徐孔又来电话了，说你架子不小啊，叫你来你还不来。他训了我一通，我第二天就去报到了。”报到时，吴思第一次见到了杜导正完全不是“双枪李向阳”的形象啊。不久后，吴思的那本书也写出来了，起名《潜规则》这个他生造的词汇如今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他希望“重新解释历史”，这也是《炎黄春秋》想要做的。

　　到《炎黄春秋》工作之后，徐庆全发现，杜导正对于邓小平的支持到了“个人崇拜”的地步，甚至于他给自己的小女儿选女婿的标准，就是看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看法。“《炎黄春秋》到现在为止，事实上一直是坚定站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这一边，坚决支持改革开放，从创刊到现在没有动摇过。这跟他本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杜导正的思路在2000年前后开始有了大的变化。他开始冷静客观地分析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认为中国实际上是跛足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没有同步。

　　他提出一个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形象化比喻：扭秧歌，“退三步进两步，退两步进一步。”

　　同时，《炎黄春秋》创刊20年，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

　　1994年，胡耀邦去世5周年。《炎黄春秋》在封二刊登了一首纪念胡耀邦的白话诗和一幅照片。从此之后，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陆媒体上不再是一个绝对不能提及的敏感词。

　　2005年11月，《炎黄春秋》发表了以《我们心中的耀邦》为题的一组文章，作者是14位老同志：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在随后的12月号上，继续刊载了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这是老同志们发表文章最集中的一次。

　　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这篇文章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世界的主流观念与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整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

　　这些年中，杜导正个人发表的一些署名文章也很受瞩目。比如《民主也不能不急》和《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

　　20年来，大大小小的风波不断。杜导正现在仍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这殊为不易。在《炎黄春秋》20周年大会上，他说到所经历的历次风波时，情绪仍然有些激动。

回归新民主主义？

　　2008年春节后不久，薄一波的儿女和朋友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了薄一波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作为山西定襄县蒋村的老乡，杜导正受到了邀请。杜导正在会上发表讲话，将中国共产党的成败概括成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杜导正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他的基本思路是，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应该回到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他还记得，当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那时候根据地搞得不错。我们的政权大体上是三三制，共产党、民主党派、爱国进步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经济上是个体经济，承认个人私有。根据地虽然穷，但很活跃。”

　　在星期三的编辑部会议上，《炎黄春秋》的成员讨论了最近由张木生的新书而引发的新民主主义话题。

　　张木生的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分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刘少奇之子刘源给张木生的书作了序，他写道：“要说共产党能够不投降，就因为有党内民主，有大量忠诚的党员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纠错，回到历史的基点；探索完善‘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回到正确的原点；从失败的地方爬起，回到现实的起点；改造文化历史观，回到我们信仰的初衷。”

　　吴思被邀请参加新书发布会，他对张木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吴思觉得，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须服从人民的意志，明确人民至上的原则，并把这项原则落实到各种政治制度之中。他引用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邓小平所说，人民不是党的工具，党是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如毛泽东所说，让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走出历代兴亡循环。”

　　在与张木生进行辩论之后，吴思跟杜导正说了这件事情。杜导正的答复是：“政策是好的，这是共识。这个理论是发展的，可以有新的解释，你认为怎么才能说好，就拿出你的解释来。”这话让吴思受到启发。“我再跟张木生他们讨论起这个问题时，就提出建议，我说新民主主义适应新的时代也应该有个升级版，以前是1.0版，可以在2.0版中拿出一个更让人信服的对未来的主张。”

　　《炎黄春秋》杂志社内部的观点并不一致。杨继绳、徐庆全等人就不太赞同又提“新民主主义”，他们觉得直接说“民主宪政”就好了，不要拐来拐去。

　　批评者认为，研究新民主主义跟康梁变法中托古改制似的，非得用孔夫子说过什么话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证据。“康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托古就不好改制，改制的成本就高得多。当然，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再创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更确切的描述现实的意识形态。”这是吴思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的话题只是杜导正这些退下来的老人们思考的话题之一，他们在用余热不断地思考和发言。这批被称为“两头真”的老人，参加革命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指引，追求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国；建国之后，越走越左，绕了一个大弯路；改革开放后，又转过来接着走向“新民主主义”口号所要求的中国。

　　“他们是在发光，我们年轻人要借他们的热，他们发光我们才有温暖。没有他们，我们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会有断层。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拨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他们的痛切反思给后人的警示作用会很大。”徐庆全说。

　　今年的《炎黄春秋》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一批“两头真”老人的故事。“他们这批人，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一个事业，多少人把命投了进去。最后回过头来看，这辈子都干了什么，把天下弄成这个样子，‘大跃进’大饥荒死了3000万人，‘文革’中每个人都受到侵犯，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当把这一切都看明白后，人也老了，想认真地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也来不及了，只能尽量张大嗓门，大声地说几句话，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吴思说。

　　看这篇文章的打印稿时，吴思正在地铁里，车厢穿过幽暗的隧道，与风擦出呼呼的声响，想起这些老人的一生，他的泪水止不住往外涌。他将稿子举高，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两头真”的老人，都已经垂垂老矣，陆续去世。谈及此处，吴思非常感慨：“我们原来觉得自己挺有力量的，根深叶茂，现在一个个老先生走了，感觉秋天到了，树叶飘零。”

　　“现在我们不是秋天的叶子，而是冬天的叶子了。”杜导正说，“我的日记里写到了这些离去的老人：任仲夷、周惠、朱厚泽、李普、欧远方、谢韬、杜星垣……，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不少钢笔画，画我被死神包围了。”

　　杜导正也担心，老人都走了之后，中年人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但他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心怀乐观之想。他相信中华民族是有自我成长能力的民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什么东西会永恒不变。

　　(本刊记者王大骐、实习记者乔芊对本文亦有贡献)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杜老百岁写春秋

得明明微信：我爸爸9/22日百周岁，准备一组随笔微信发发，能否写几句。杜老印象就可。

当然得写。1937年，年仅14的少年杜导正，在抗日前线山西毅然投笔从戎，保家卫国，8岁的我，在四川山沟得以安然读书。杜老和许多两头真老人，是先行的前辈，一向由衷敬佩。

得识杜老，缘由《炎黄春秋》，刊物面世之初，时值那场震惊世界的“风波”之后，“姓社”？“姓资”？前路迷茫之际。复有文革遗留的大量认识问题，亟需需正本清源，各种回顾历史的书刊纷纷出现。最初看好的是有官方背景，雄厚实力的《百年潮》，开始也确实不错，温济泽老人曾向我推荐。

然而，不旋踵民办的《炎黄春秋》脱颖而出，盖因在杜老主持下，敢直面历史之真实，言人之所不敢言。言必有据，考订严谨不逾矩，多年積案重见天日，华夏正气得以伸张，指鹿为马之徒无所遁形，意欲深文周纳罗织罪名者，亦难以施其伎。知我罪我，其唯春秋，于今再世。

此时因已移居加拿大，无由一面，然其心相通，所建个人主页、后成网站五柳村，与《炎黄春秋》步履相随，直至休戚与共，致海外有人误以为同出一体，其实不过是高山流水，空谷足音，所见所感相同而已。

盖如科学家竺可桢言：”我们要知道“真”、“善”、“美”三者，是无论那一种大杰作，必须兼顾的条件，单讲“美”而置“真”于不顾，无论如何必不能称为杰构。中国古代最有科学性的还是史学，因为中国的太史,一向是主张秉笔直书。…这种精神却与科学精神相同。””即后世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温公都是良好的史学家。”所以中国别的科学不行，历史学还有相当的贡献。”（竺可桢：利害与是非浙大文科 2022-03-07 21:46）

2001年，《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此时，刊物已不胫而走，大获国内外读者好评：“是一份充满对中国历史的良知和对中国未来责任感的杂志”、“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纪实月刊”。（搜狗百科注释刊物介绍炎黄春秋网[引用日期2013-01-05]）老革命家习仲勋先生也说办得不错。

差不多同时，《五柳村》也进入人气高旺的时期，如杨银波在《当前大陆启蒙网站与敢言网站综述》一文中所记：”这个以个人之力主办的网站，竟能排行第94999名，远远超过已发行704期、订阅读者达57918人的《报道中国》网刊（排行第111419名），极不简单，也是海外人士将伺服器之一设於大陆的鲜见之成功个案。（2008-3-16 0:24:18 杨银波阅读778次，据品略图书馆不后悔 2018-09-22保存的文本）http://www.pinlue.com/article/2018/09/2221/497333306520.html

不过仅得数年，盛况不再，直至《炎黄春秋》鹊巢鸠居，轰动一时。五柳村在国内的多个站点也几乎关停殆尽，时在2013年8月末，此后端赖在加拿大的网点维持了一段时间，不幸几年前也遭或称为黑客者破坏。

不幸中之幸是前已回国定居，多次被杜老招宴共叙，得浴春风，忽忽又十余年。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杜老以《炎黄春秋》见证历史，他自己的一生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发现汤一介兄所写《“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居然还在网上，说明中华仍不乏有识之士，即以此祝杜老百年高寿！并候《炎黄春秋》诸君子。

陶世龙，2023年9月16日

吴 伟

吴伟